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与CIFER研究专员李思佳近日在《清华金融评论》2022年4月刊发表文章《县里办大学——产业升级与货币产业政策》（点击查看全文）。文章建议今后10年，每年通过货币产业政策（结构性货币政策）投入4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在现有基础上增加2%的GDP增长率，实现我国经济从工业化阶段向知识化阶段的转型。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借助更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来提振需求已经成为共识，4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这篇文章中对结构性增量工具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文章认为，面对疫情、地区冲突、全球通货膨胀等因素，我国总量上更加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在短期是必须的，但是经济下行压力更加关键的原因是产业升级“卡壳”了。文章认为，在经过1978—2018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在整体上已经完成。以2018年为分水岭，中国经济从工业化时代进入知识化时代。相应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需要从工业化时代的制造、加工装配、房地产、“铁公基”等，转换成知识化时代的创新与产业升级、高科技服务、知识服务等主导产业，但是这个结构转型“卡壳”了。

产业升级“卡壳”会带来严重后果。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美日贸易争端使日本的发展停滞在电子、汽车、钢铁行业，错过了信息和生物工程产业发展的浪潮，使日本从享受高科技驱动带来的高回报、高增长的良性循环转入资本低利得、低增长、低收益的恶性循环。日本GDP年增长率从1988年的6.79%开始逐年下降，1992年降到0.85%，4年之内从高速增长掉到几乎零增长，从此走上了漫长的经济停滞之路。1995年，日本人均GDP达到4.42万美元；2020年，日本人均GDP是4.02万美元，日本人均GDP在过去25年降低了4000美元。

文章认为，知识化阶段的经济发展由对知识的需求与供给驱动。产业、技术的升级带来对知识的需求，而大专以上受教育人口的增长带来对知识、人力资本的供给。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际技术遏制”限制了我国技术、产业的升级；而我国人力资本供给的总量不足、结构失衡限制了知识的供给。大学在县域以下几乎是空白，大学在大城市和县域以下的分布不平衡是我国人力资本供给最大的失衡。

不打破国际技术的遏制与垄断，中国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无法实现。对于国际技术遏制，无论是什么措施，本质上需要培养本土技术的竞争力。而本土技术的竞争力，需要一定的市场份额来培育、发展。文章提出“反国际技术遏制政策”，确保外国技术在中国市场份额不超过70%，并建议通过货币产业政策，今后10年每年增发2万亿人民币，通过专项贷款、专项债务等措施精准投放到“反国际技术遏制”领域，将国产核心技术的中国市场占有率提高到30%以上。文章认为，通过每年2万亿的“反国际技术遏制”刺激计划，将推动我国的产业、技术升级，增加1%的GDP增长率。

文章认为，县域经济的工业化阶段发动机，要升级为知识化阶段的发动机，而大学正是知识化的发动机。所以，过去四十年席卷全国县域经济的工业园区、开发区的大潮会逐渐稳定，而“县里办大学”的浪潮必然到来。我国县（市）平均人口大约是50万，在一个知识化时代，50万人口至少需要一个大学来满足基本、稳定的教育、培训与科研需求。全国大约需要新建2000所县域大学，每所大学每年需要大约10亿元投资，那么今后十年2000所县域大学每年需要2万亿的投资需求。文章建议通过每年2万亿的精准货币投放，以专项贷款、专项债务等方式，推动2000所县域大学的建设，实现县域经济从工业化到知识化的转型。文章认为，这项政策同样也可以增加1%的GDP增长率。

文章认为，每年4万亿的刺激计划，通过货币产业政策推动“反国际技术遏制”+“县里办大学”两项结构转型政策，每年增加2%的经济增长率，将使我国今后10年经济增长率稳定在5%以上，实现可持续的高速、高质量增长。